为什么娄烦的真相还在被删除？
长平 作为媒体同行，我为《瞭望东方周刊》孙春龙感到骄傲。山西娄烦“8·1”垮塌事故之后，当地*府将此事故定性为自然灾害，瞒报遇难人数，阻止调查，孙春龙突破封锁，获悉真相，进行了报道，但报道被转载该文的站删除；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致山西代省长的举报信，但该信被屏蔽；这封信虽被屏蔽，但引起中央高层领导重视，国务院于是组织调查组，已证实事故发生后当地存在瞒报，并确认为重大责任事故。但是我不敢有太多的高兴，因为我知道这只是一个特例，而且连这个特例都难以保全。10月10日《西安晚报》报道了孙春龙揭开瞒报真相的过程。我和一位朋友在检索这个报道的过程中赫然发现，包括易、新浪等知名站在内的至少五家站对该文的转载都被删除。《南方都市报》在报道这个消息时的标题是“新闻被删博客也被删”，看来，其后续报道应该题为“新闻被删博客也被删新闻又被删……”省略号后面还可以无限重复下去，做新闻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意外。瞒报和删稿，这两件事情，民众从来都深恶痛绝，但是一直没有改变。从十多年前我进入新闻行业开始，就看见很多优秀的同行们前赴后继地为寻求真相而努力。曾经有一位同事，每次采访重大伤害事故，他都不相信当地*府提供的数字，而是亲自一个一个去数尸体，几乎每次都能发现瞒报情况。我们给了他一个黑色幽默式的绰号，叫“数尸体的”。我记得，每当听到这个称呼，他都摇摇头，露出令人心酸的苦笑。记得去年国家安检总局还发起过一场整顿瞒报事故的行动，新华社发了不少文章，证实“近来全国接连发生多起瞒报重特大煤矿事故的事件，造成恶劣影响”，并将瞒报行为上升到破坏和谐社会的高度，呼吁从重从严惩处，放出“尤其是对事故责任人瞒报和逃匿行为要一追到底，哪怕是亡命天涯也要缉拿归案”这样的狠话。可是仅看今年这段时间的新闻，从三鹿奶粉事件、襄汾溃坝事件到娄烦垮塌事件，瞒报依旧，删稿依旧。想要改变这种不堪的现状，每一次瞒报和删稿事件曝光以后，不仅要对被瞒报的事件本身进行彻底的调查和处理，还应对瞒报和删稿的行为予以追究。其实，的痛苦，很多时候并不在事实本身难以调查，而是调查之后不让报道，报道之后遭到删除。孙春龙说，遇难者家属疑惑地问，那么多都来过了，都看见了真相，为什么他们没有报道呢，你会报道吗？这种情景，我做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这些善良而脆弱的底层民众，他们由渴望到怀疑，甚至到绝望的眼神，对每一个的职业尊严都是致命的打击。就“8·1”娄烦垮塌事件来说，不仅要查出到底多少人遇难——这显然不难，事故发生50天之后，调查组仅用一周时间，就从现场挖出了几十具尸体；即便不能找到全部尸体，也容易进行失踪人数统计——还应查明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总结血的教训——这似乎也不难，调查组已经确认这不是地方*府说的自然灾难，而是一起人为责任事故。更重要的是，要查清瞒报行为是如何策划的，是怎样执行的。从孙春龙和他的搭档所做的报道来看，地方*府为了瞒报所采取的恶劣行径，对当地民众的伤害，无异于在受难者家庭伤口上动刀。为了维持谎报的死亡数字，他们悍然停止了搜救行动，令无数家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家属提出不同意见，竟然被扣留、关押、鞭笞，对其中一个人就打断了三根警棍。他们动用了大量警力，却不是用于救援，而是用于阻止，进行贴身跟踪。还有，他们是如何实现让各个站同时删除相关报道的？为什么温家宝总理批示了，国务院调查组调查了，删除行为还在肆无忌惮地继续？事到如今，对于查清这起垮塌事故本身，我们还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对于查清瞒报的全部经过，我并不敢奢望。但是我明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孙春龙在博客中坦承，他的处事原则“也很圆滑”:“能改变的就改变，不能改变的就适应，不能适应的就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这恐怕也是大多数的处事原则，否则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干下去了。他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只有这一次，我没有放弃”；令人羡慕的地方也是，这一次的没有放弃就有了结果。我相信，他的行动给了同行希望。娄烦真相的报道还在被删除，但是再也删不干净；删稿行为还会继续，但是孙春龙这个名字不会被抹去；瞒报事件还会发生，但是博客也将越写越多。媒体人应该通过“不放弃”来改变自己被删除的命运。孙春龙写的《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已经成为今年掷地有声的一篇名博。9月15日，他也委托他的搭档从石家庄用特快专递寄给了王君代省长。因此，顺便地，我还想知道，王君代省长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是如何处理的？我知道，那时他的前任孟学农刚刚因为同样涉及瞒报的襄汾溃坝事件而引咎辞职。
